何新的“历史概念集合”在归纳法中的运用

作者:知原

“历史概念集合”是我国著名学者何新先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提出的，并得到了钱老（钱学森）的肯定，及指出了发展方向——“何新树”。

所谓的“历史概念集合”是指诸如下面的形式：

某一条蚕｛蚕卵→蚕幼虫→蚕成虫→蚕蛹→蚕蛾｝

生物｛原生物→低级生物→高级生物→人类｝

何新先生将上面的历史概念系统用通用符合表示为A｛a1→a2→……an｝

当然，何新先生也注意到了一些“非历史概念集合”：

人类｛黑种人，黄种人，白种人｝

马｛白马，黑马，黄马｝

用通用符合表示为A｛a1，a2，……an｝

但是何新先生可能受黑格尔历史主义的影响较大，所以对“非历史概念集合”有所忽视。这一点，卢新文先生在其《对“历史概念集合”的几点补充性意见》中对此作了补充。

卢新文先生认为，马｛始祖马→新马→真马｝，这个“历史概念集合”表明，马在某个时间区域内以“始祖马”的形式存在；在某个时间区域内以“新马”的形式存在；在现在以“真马”的形式存在。

而，马｛白马，黑马，黄马｝，这个“非历史概念集合”表明马在某个空间区域内以“白马”形式存在；在某个空间区域内以“黑马”的形式存在；在另一个空间区域内以“黄马”的形式存在。

因此，“历史概念集合”和“非历史概念集合”这两类概念系统，分别是运动着的事物的时间和空间两种存在形式的反映。这就是两种概念集合的本质，也是两种概念集合的基本联系和区别。

上面对何新先生的“历史概念集合”作了简要介绍，下面我主要谈谈何新先生的“历史概念集合”在归纳法中的运用。

归纳法的发展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一、亚里斯多德提出了归纳法的最简单形式——简单枚举法和类推法（类比法）；二、培根提出、穆勒完成的用于科学实验的方法——“求因果关系五法”（又常称为“排除归纳法”或“消去归纳法”），以及“假说演绎法”；三、现代概率归纳法，这种归纳法由于其推理的必然性，许多人更愿意将其归属为演绎法。

笔者试图提出一种新的、更高级的归纳法——“求本原归纳法”。何谓“求本原归纳法”，就是我们以追求客观事物的本原的知识为认知的核心目标和要点，从而指导我们正确的、合理的运用归纳法，从而让归纳法在实际运用中变得更可靠、更有价值。

客观事物的本原又可细分为三大类：一是客观事物的结构组成单位，我们称其为本原；二是客观事物的起源，即本源；三客观事物服从的基本规律和法则，我借佛教语将其称之谓本缘。它们分别对应于亚里斯多德的质料因、动力因和形式因。至于亚氏的目的因，我们现在通常将其看作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即从原因中可以推出的结果。

笔者认为，这一归纳法是大科学家们在建立其理论基础时不自觉的常用的方法，只是他们没有明确表述出来吧了，我只不过是想使这一方法明晰化、程序化、规则化而已。

在笔者提出的“求本原归纳法”中，何新先生的“历史概念集合”和“非历史概念集合”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比如，生物｛原生物→低级生物→高级生物→人类｝这个“历史概念集合”，在笔者的“求本原归纳法”其实就是一个反推（或逆推理）的过程，生物｛人类→高级生物→低级生物→原生物｝，我们的根本目的就是顺着这条线索追求有关生命的起源的知识。

再比如，物质｛基本粒子→原子、元素→无机物、有机物等小分子和DNA、蛋白质等生命大分子→病毒、细胞→生物和各种组织和器官→人类和其它生物｝，在笔者的“求本原归纳法”中，也是一个反推（或逆推理）的过程，物质｛人类和其它生物→生物和各种组织和器官→病毒、细胞→无机物、有机物等小分子和DNA、蛋白质等生命大分子→原子、元素→基本粒子｝，我们的根本目的就是顺着这条线索追求有关物质本原的知识。

笔者认为，我们很有必要将人类的各门知识的要点按照上面的方法整理出一个大“网”，或钱老所说的“何新树”，按照这个大“网”或“树”来系统的指导人们更进一步的认识。

从亚里斯多德所建立的第一个演绎逻辑系统，到罗素等人所创立的现代数理逻辑，我们可以发现演绎逻辑的发展方向是形式化和数学化。但是形式化、数学化却不应该是归纳逻辑的正途，归纳逻辑的正途是科学研究的程序化、组织化、协作化，尽管我们也不排除归纳逻辑也是可以部分的形式化和数学化的。

归纳逻辑与演绎逻辑是大为不同的逻辑，演绎逻辑的形成和发展与数学、辩论、语法、语言等紧密相关，罗素等人创立了现代数理逻辑之后，随之而兴起了语言学派，这充分的说明了演绎逻辑的语言性质（数学其实也是一门语言），说明了演绎逻辑本质上是人类知识体系的表述方法和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比如，将欧氏几何表述为一个严密的演绎体系，并运用欧氏几何解决实际问题），是知识论意义的。但是归纳逻辑的发展却是得益于观察、实验这样的科学研究的实践活动，这也充分说明了归纳逻辑本质上是人类获取知识的方法，是认识论意义的。

还有，人类最初对客观事物的研究是单打独斗的，但是到了现代，随着人类对客观事物认识的越来越深、越来越广，像伽利略、牛顿、麦克斯韦这样的个人英雄时代已经结束。单独的个人已越来越力不从心，越来越需要多人、多部门、多组织，甚至多国的共同合作，这样就需要我们对科学研究的组织化、系统化、程序化越来越重视。